编者按：2023年是《首都公共文化》创刊30周年。为纪念这本在文化馆乃至公共文化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内刊，我们策划了一系列活动，包括历史回顾、专家访谈、主题征文等。敬请关注。

石振怀，中共党员，研究馆员，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曾任文化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家库专家，北京群众艺术馆副馆长（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副主任），《北京志·非物质文化遗产志》主编，《群文博览》执行主编。

2023年是原北京群众艺术馆创办馆办刊物三十周年纪念之年。由衷感慨，时间过得好快呀！如今我已经退休8年，在群众艺术馆也进入了第31个年头。尽管馆办刊物经历了三次更名，从初创时的《北京大观园》，到后来的《群文博览》，直到现在的《首都公共文化》，我也曾担任过《群文博览》的执行主编许多年，但我仍然对当年有幸担任《北京大观园》兼职编辑的经历津津乐道，更是始终对初创时的《北京大观园》情有独钟。

1992年12月，我刚刚结束北京市文化局举办的后备干部班的学习培训，就从原北京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岗位上，调到北京群众艺术馆任副馆长。当时的北京群众艺术馆位于东城区沙井胡同15号，这是一个老北京典型的三进四合院。后来我得知：这个三进四合院很有来历，过去是清代一个一品官的私宅（为清末内务府大臣奎俊），新中国成立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曾作为初创时期的北京画院院址，著名画家齐白石先生曾在这里作过画。其实这个院与东侧的17、19号院本是一个大四合院，正门在17号，北京群众艺术馆所在仅是大四合院的西路。

到馆后，我就听说了北京群众艺术馆正在筹备创刊《北京大观园》，作为一个业大中文专业毕业的我，自然对此格外关注，也憧憬着未来能为《北京大观园》贡献一点我的力量。当时馆里负责主持刊物筹备工作的是副馆长王羲惠，专职编辑人员还有赵怡平，他们的办公室就在二进、三进院过厅的东侧房间里。后来我得知：《北京大观园》是根据当时市里管文化的何鲁丽副市长提议创办的，其定位为群众文学刊物，目的是为北京市众多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发表作品的园地。《北京大观园》初创时为季刊，一年四期，以“春、夏、秋、冬”四季刊命名。《北京群众艺术馆大事记》（1999年整理）有这样的记载：1993年5月31日，经过近一年的筹备，由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提议创办，北京群众艺术馆主办的大众文艺刊物《北京大观园》（试刊）正式出刊。原北京市文化局局长鲁刚、北京群众艺术馆第一任馆长王松声、著名作家浩然应邀担任该刊顾问，市文化局副局长沙万泉任编委会主任，副馆长王羲惠兼任主编。试刊第一期共印4000册。

1996年10月10日，北京群众艺术馆在前门老舍茶馆举办了《北京大观园》创刊三周年作者座谈会暨优秀作品颁奖仪式，何鲁丽副市长亲临大会祝贺，并与本刊主编王羲惠亲切交谈。那次大会宾客满盈、气氛热烈，100余位本刊作者参加大会，著名作家浩然、梁秉坤，市政府办公厅及文化处领导，编委会主任、时任市文化局副局长张和平出席大会并致辞，本馆老馆员、本刊编委陈天戈、江山、吴扬、李春光等也到会祝贺。特别是何鲁丽副市长的亲切鼓励，使当时作为刊物编辑人员的我们深受鼓舞。2022年3月19日何鲁丽先生因病去世，我曾在微信朋友圈转发消息：我们尊敬的老领导何鲁丽先生一路走好！何老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曾对我所在的北京群众艺术馆给予了宝贵的支持和帮助。她曾几次亲自到位于沙井胡同15号的北京群众艺术馆进行视察，并特批一笔资金支持北京群众艺术馆创办群众文学刊物《北京大观园》（今《首都公共文化》的前身）……深切怀念何鲁丽先生！以此表达了我对何市长的深切怀念和崇敬心情。

应该说，当时的《北京大观园》从一出刊，就受到了广大文学爱好者的热烈欢迎，不仅北京市各区县文学爱好者投稿踊跃，还有许多专业作家也给我们提供稿件。1994年的夏季刊（总第5期）上，就刊登了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撰写的《藏修试问总多情——神往芹居》一文。为了感谢周汝昌先生对本刊工作的支持，当年的7月21日，我和美编张维国在王羲惠主编的带领下还曾前往朝阳区红庙北里周汝昌先生的寓所看望了他老人家。我还清楚地记得：创刊的最初几年，我们编辑部成员每年都要在王羲惠主编的带领下，专程前往河北三河家中看望著名作家、本刊编委浩然老师。

说起我能成为《北京大观园》兼职编辑，我一直感到很荣幸，也从心里感谢主编王羲惠老师。我到群众艺术馆是以副馆长的身份调任的，主管馆内行政后勤工作。但我始终希望有机会介入馆内的刊物编辑工作，以图有机会进一步提升我的专业职称。之前在首图工作，我为了介入业务工作，曾辞去了馆长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调入少儿图书馆创办馆办刊物《少儿文摘》，但因赶上办刊整顿，试刊一年就下马了。后来少儿图书馆独立建制，我又被调任办公室主任，并很快被任命为馆副书记兼副馆长，但我仍跃跃欲试参与业务工作，并曾短时间兼任过少儿馆外文书刊部门的主任，离开少儿图书馆之前，我已经取得了图书资料专业中级馆员的职称。因此，受命调到群众艺术馆，我当然希望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能够有机会适度介入业务工作。知道馆里创办《北京大观园》刊物，我这个业大学中文的自然感觉有了用武之地，于是很快生成了能够干兼职编辑的想法。但碍于我的副馆长身份，总感觉有点不伦不类，一段时间内也是羞于启齿。但刚创刊的《北京大观园》，编辑力量并不充足，专职力量就是主编和两位编辑，而且美编也是馆里美术干部兼任的。后来利用一个方便机会，我斗胆和主编王羲惠老师谈了我的想法，我说：我只希望做一个兼职编辑，不享受相关待遇，并表示决不会影响本职工作。王老师对我的想法非常支持，建议我征得馆长办公会的同意。就这样，我成了创刊不久的《北京大观园》的兼职编辑，当时编辑部曾郑重给我颁发了兼职编辑的证书，也使我实现了成为一名编辑的愿望。1994年“春季刊”发刊时，刊登了编辑部全体成员的合影，留下了我作为《北京大观园》编辑的历史印记。

印象中我以编辑身份在《北京大观园》发的第一篇稿子是以“京群”的笔名发的《文化馆：路在脚下——“西城区文化馆现象”研讨会纪实》，发在《北京大观园》1994年春季刊上。记得1994年的2月8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西城区文化馆出租馆舍的情况进行了报导，引起了社会和业界的广泛关注。为了引导社会舆论，促进文化馆沿着正确轨道发展，当年2月19日，北京群众艺术馆、北京市群众文化学会曾借中央电视台报道的契机，组织召开了“西城区文化馆现象”研讨会，当时的文化部群文司、市文化局社文处领导，时任北京群众艺术馆馆长贾乃鼎，全国群文系统先进人物、崇文区文化馆馆长马浩流、西城区文化局局长兼文化馆馆长褚光临以及石景山、海淀、门头沟、丰台、通县文化馆的馆长参加了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言，北京电视台、《中国文化报》《北京青年报》等新闻单位的记者对会议情况进行了报道。当时我受命以“纪要”形式报道本次研讨会的情况，为此我将报道分为我们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文化馆的性质不应改变、文化馆的眼睛要始终盯着群众、让全社会都来关心群众文化等七个主题，刊登了与会者发言摘要。此次研讨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引导当时文化馆的发展走向起到了统一思想、化解矛盾的作用。

此后，每一期《北京大观园》出刊，我都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做好有关稿件的编辑校改工作，并为《北京大观园》征集到了《顾城生活琐记》《西海的记忆》《魂系后海》《母校的名人》等多篇记录老北京生活往事的稿件。此外，我还为《北京大观园》撰写了《李文华与群艺馆》《相聚在馆庆之日》《<北京大观园>创刊三周年优秀作品评选揭晓》《群众文艺竞显风流——北京群众艺术馆参加北京艺术节小记》等稿件。在那一段时间里，看着每一期《北京大观园》里都有自己留下的印记，我总是感到发自内心的欣慰和自豪。

1997年《北京大观园》“夏季刊”出刊以后，由于群众文化工作发展的需要，急需创立高品位、高质量的工作指导性刊物，经当时北京市文化局的要求和批准，《北京大观园》自1998年“春季刊”起，正式更名为《群文博览》。1993——1997年，《北京大观园》尽管仅仅存在了四年时间，但它却是我们那一代群众艺术馆人永远难忘的深刻记忆。